业和鸦片行业的高速发展下,澳门的财政收入已高达20万元,当时的博彩业已经具备完善的体系和巨大的规模,当年的火树银花金不换,还留存在老照片的黑白之间。
澳门赌场里最不缺的就是狂言与梦想,腰缠万贯的诱惑时时刻刻蒙在眼前,以至于狂热的赌徒看不到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之前,冼耀文在《生活》杂志上见过澳门赌场的照片,如今癫狂迷乱的赌城窥探了一角,等真正置身于其内,才真正理解其癫狂。
一入赌坊,满目的金碧辉煌,倾世罕见的财富逶迤堆积,直白的冲击或许更能激起人们的欲望,赤裸裸的财富摆在眼前,仿佛唾手可得,引诱着赌客不加节制地放下筹码。
由于葡澳政府的不加约束,无数澳门本地人投身到这一念天堂,一念地狱的活动之中,许多热爱赌博的妇女把孩子也带到赌桌之上,带入这一方浸淫贪欲,浓墨重彩的人间“不卢半呼”。
此时的赌场,可谓全民皆赌,贫富不顾。当年的赌博可与鸦片并立,就是依靠其巨大的成瘾性,赢的在贪心,输的想翻盘。
“赌”网恢恢,“输”而不漏。
这种病态的赌性决定了澳门近乎荒诞陆离的具象化的欲望,花天酒地,垂头丧气,财与色,泪与血,在澳门浑浊的空气中摇曳。
此时,澳门没有大型赌场,各种小型赌场四下零落,五脏俱全。
在街上逛了一会,冼耀文进入了豪兴公司旗下的一间赌场,一进入,堆积许久的香烟烟雾和各种气味就钻进他的鼻孔,蹙眉之余,他也把目光对向一张赌台。
赌台上,金光闪闪,所推的牌九由金砖制成,荷官洗牌时会发出叮当撞击的声音,赌徒边上放着大黄鱼或小黄鱼,也有他不认识规格的金条,做工精良,不像是某个土财主私铸的。
扫过各色金条,冼耀文又把目光放到荷官身上,光着头,毛发被刮得干干净净,嘴里叼着烟,不时有烟灰掉在赌台上,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短袖汗衫,下身是一条宽松的棉布短打,很平常也很舒服的装束,但从中看不到制度和规则。
再看其他几个荷官,一个个都是怎么舒服怎么穿,压根不是统一的制服,论整洁和体面,真不如坐在赌台前的赌客,用金条赌的台子,赌客绝不会是一般人。
冼耀文已经从多个赌客的嘴里听到“阿拉”和“侬”,也有听到“吾”,一个宁波上海话,一个苏北上海话,也能听到不同片,不好猜测籍贯的粤语,以及北方各种更容易锁定籍贯的方言。
换一张普通点的赌台,站到一个穿着体面的六七岁孩子身前,看边上的女佣人从隐秘的裤兜里掏出包裹着的手绢,将其展开,从卷成一卷的纸币中抽出两张一磅的葡币放到赌桌上,随即,双眼露出痴癫的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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