育奇,他是顶替余开鸿成为党建年领导小组副组长的。
按理说,这个汇报应该由各市负责党建工作的同志自己完成,事情之所以落到了唐小舟头上,有几个方面原因,一是这些方案到底怎么样,省里的主要领导还不知晓,不适宜直接送上常委会,二是党建系统化方案,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,赵德良的要求是具体细致可操作性。以前,只要制定这类方案,开头必须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等等,赵德良强调,这些旗帜是一定要高举的,但高举不是口号,要落实到具体的执行方案中。你连党支部都名存实亡,连组织生活都不能保证,怎么高举旗帜?那不是空话?所以,这个方案,要具体到各个细节,包括组织结构形式,组织档案管理,组织监察职能职责以及处罚,方方面面,每一个方面,都要求量化。
正因为方案是各个市提出来的,就难免有些各出奇谋的味道,甚至可能出现一些剑走偏锋。省里对此方案异常重视也异常慎重,决定先由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听取方案内容,提出部分修改意见,第二步由省党建系统化方案研导组对各地方案进行综合研究,提出一个全省性的执行方案,再交常委会讨论。
赵德良刚抓党建年活动的时候,唐小舟有些不以为然,觉得这是搞花架子,造影响,华而不实。经过半年多的深入学习和思考,唐小舟才意识到,赵德良果然是高瞻远瞩,高人一等。
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,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年代成形的,当时的目标简单而又明确,只是为了生存,生存是第一大目标。直到杭战胜利之后,才有了一个新的目标,夺取全国胜利。或者也可以说,即使夺取全国胜利,同样是为了生存。在生存这个大目标之下,所有的分攻,所有的利益维系,都显得不重要。因此,当时党建工作的标准即使粗放一些,简单一些,仍然可行,并且作用巨大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改变了,生存已经不是第一需要,甚至可以说,生存已经不值得忧虑。再执行那一整套为了生存而制定的系统方案,显然缺乏与时俱进。
一个极其残酷而且有趣的事实是,历史并没有在此觉醒并且及时调整党建系统方案,而是削足适履,为了适应这一因生存而缔结的方案,不断地人为地强化生存危机。早期有关国对中国的仇视以及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威胁,看上去,生存确实存在一定隐患,但这显然只是保卫和建设问题,而不是生存问题。只是怎样活得更好的问题,而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。后来,人们也都知道蒋介石无力反攻了,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也只不过如此,似乎再没有生存之忧了,历史便制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
请收藏:https://m.rx96.com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